留日博士将近20人因为抄袭已被撤销博士学位



京都静源教授 文学博士





最近一条有关日本京都大学因为查证属实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存在多处抄袭现象，决定正式取缔并注销该大学已毕业九年的中国女留学生、现上海电力学院日语系讲师金晶的博士学位的消息，震惊了中外媒体和新闻界，也迅速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

于是，我查看了中日文全部相关报道和背景资料。

堂堂的百年名校——旧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国立京都大学）毕业的文学博士，居然在一所三流大学工作了九年都没晋升教授、甚至连副教授都不是，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货很水”！结果呢，是假博士、作弊博士！

接下来的相关查阅日本各类报道，我得知：已经有将近20个中国留学生取得的博士学位，因为存在抄袭现象而被取缔和注销了！这将近20个被日本注销了博士学位中国留学生，75%是女性。比如：

2011年，广岛大学中国博士研究生吴明玺；2012年，神户大学人間发达環境学研究科中国博士研究生；2013年，早稻田大学中国博士研究生晏英；2014年，大阪国际大学经营情报学专业中国博士研究生；2017年，东京大学中国博士研究生周倩。现在名单中又增加了2021年，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中国博士研究生金晶。

换句话说：在日中国留学生博士毕业论文存在多处抄袭现象，不只是金晶一个人！考虑到被取缔和注销了博士学位的在日中国留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女留学生，这不由得让人高度怀疑她们和日本导师的私人关系可能非常狗血或者复杂，很自然地让人质疑是否存在这下三路不管上三路的绯闻……

众所周知，日本的文科博士学位最难取得。

在日本，文科类的博士学位一般是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最近又有史学博士学位诞生)。文学博士学位在级别上分为学术博士(课程)、文学博士(课程）、学术博士（论文)、文学博士(论文)四种。中国的“博士学位”相当于日本的“学术博士(课程）”或“文学博士(课程）”。在日本大学中留学的文科类中国留学生，百分之九十九左右取得的博士学位是学术博士(课程)或文学博士(课程)。

日本的文科类博士研究生毕业时并不能取得博士学位，只取得一张“博士课程修了证明”，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同等学历证明。而绝大多数日本的大学教授们申请的“博士学位”是“文学博士(论文)”，它和我国所谓的“博士学位”不是一个意思：它是指一个教授在退休前提出的一部最能代表自己一生最高研究水平的、不低于四十万字的学术专著，经专门审查委员食通过后授予的博士学位。日本的大学教授们一般都在五十岁前后才开始考虑申请这种学位。因此，我一向把“文学博士 (论文)”学位戏称为“退休学位 ”。日本的文学博士论文(特别是有关汉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国际学术界评价极高，被引用的次数也高居各国同类论文之首。这都有统计学的实证为例。

这似乎是一种惯例了，不论其在学术界知名度高低如何。如：国际著名印度学家、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前田专学博士，本是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哲学博士。但他在退休前又申请并获得了日本的“文学博士(论文)”学位。国际著名历史学家、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宫崎市定博士，直到他以九十二岁高龄逝世时，还有日本学者在报刊上说。这个国际著名的史学大师，虽然没有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却给日本史学界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授予了文学博士学位。我一直也这么相信并极为尊敬他的如此超凡入圣的态度。但当我在查看京都大学文学博士(论文)名录时，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的名字：“文学博士(论文)：宫崎市定”。

申请课程博士或论文博士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博士后期课程毕业三年以内提出学位论文者，大都授予课程博士学位。三年以上提出学位论文者和没有受过修士课程、博士课程教育的博士学位申请者，在提出不低于40万字的学位论文后，审查合格后都授予论文博士。

其中，申请论文博士学位不受出身校和学历的局限。

正因为日本的文科博士学位极其难得，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审查也极为严格，1993年，我曾以40余万字的《周易の成立及びその展开》论文一部向东京大学申请论文博士学位，就被当时的中国哲学研究讲座的主任教授所否决。最后，我在1999年第二次提交总字数达到70万字的上下两卷本《东西方汉学发展史の研究——比较思想と比较文化からの考察》博士学位申请论文，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日本的文学博士学位。（查证官网：https://www.lit.osaka-cu.ac.jp/chn/dissertation.html）然后，以京都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进入京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而最近十几年，日本的大学开放并解禁了对文科博士学位的限量审批，正在努力和世界各国的博士制度保持一致，而“文学博士 (论文)”学位则依然保存着，并且成为日本教授们的一项追求所在。

不可否认，现在日本的博士学位（特别是课程博士）逐渐变得容易获得了。出现审核不严和抄袭也不奇怪。日本的大学基本上是发现一篇就处理一篇。相比之下，多次遭到教育部内部通报批评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毕业论文，并没有公开地发布取缔并注销某篇博士论文的处理……其他大学肯定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因为教育部每年都有对各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的抽查和批评文件下达。

获得海外名校的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有的人在个人履历上弄虚作假，回国后直接成为个别大学的正教授。比如上海师范大学的某人，将其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的打工教汉语的行为，个人履历中居然自称是“京都女子大学讲师、在海外工作和教学多年”等等。相对之下，上海电力学院日语系的金晶，在骗取了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至今工作九年了，还只是个讲师！即是其骗术不高明，更是其博士学位太水的铁证了。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ChinaNews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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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唐代《推背图》对武汉肺炎之预测关系的重大揭密



京都静源（刘正） 教授/文学博士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会长）



震惊全世界的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和疫情，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强烈兴趣。我决定查找一下中国唐代著名的预言著作《推背图》对这次世界大瘟疫的预言和解释。匆匆写成此文，请大家赏析。

大家仔细看唐代的《推背图》第56图：


照片。

这个图中两个男子汉（暗示着一个“汉”字），而这两个人的身份显然是古代的武将（又同时暗示着“武”字），他们各自手拿着武器（暗示着“武”字）。暗示“武”、“汉”二字。这是武汉市的象征。

他们站在湖的岸边（北面），暗示着湖北。如果你觉得他们站的位置可能是南面，OK。我们再这样分析一下就足够了：湖在他们的背后，这样描述肯定没有问题。背者，北也。在文字造字规律上，先有北而后有的背。背道而驰、南辕北辙、背叛……等汉语成语和词汇中的“背”、“北”意义是一样的。暗示着“湖”、“北”二字。这是湖北省的象征。

他们二人嘴中各自喷出火焰，暗示着湖北人民的怨气冲天和病毒传播。

再看天上飞着两只鸟，暗示着飞禽（暗示着蝙蝠）是传播病毒的宿主。

再看湖里的四条鱼，在湖里两两相对而游。

图就这样精准！再看诗谶和诗颂。谶的含义是预言。颂的含义是赞美。诗谶和诗颂这是以诗歌形式出现的对《推背图》的最早的解释。

诗谶全文如下：

飞者非鸟，潜者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

诗颂全文如下：

海疆万里尽烟云，上迄云霄下及泉。金母木公工幻弄，干戈未接祸连天。

开始的两句话“飞者非鸟”，是指图中在天上飞行的不是鸟，暗示着飞行的是蝙蝠或者病毒。而下面湖里的“潜者非鱼”，暗示着蛇或者穿山甲在湖里、地上潜伏着。这是否是连续暗示着病毒的宿主？诗谶还点出了最核心的几个关键词：非典的“非”、潜伏期的“潜”、战疫的“战”、“人造病毒”的“造”。

什么叫“战不在兵，造化游戏”？这难道是说这一战不是表现在军事和兵器，而是在其他？造化游戏这若不是告诉我们人造病毒的游戏，还有别的解释吗？

“海疆万里尽烟云”，这显然是说全国几十个大小城市开始封城对抗疫情。

“上迄云霄下及泉”，这是讲病毒弥漫在中华大地的天空、雾霾和地上、湖水。

最神秘的是第三句“金母木公工幻弄”？这是啥意思？难道指武汉病毒所的那一男和一女两个病毒学家？！案：这次事件被舆论卷入的核心人物石正丽、郭德银、王延轶三人！而郭德银1965年出生，病毒学教授。这一年属于木年。“木公”显然是暗示着是他。可是“金母”是谁？因为石正丽1964年出生。而且这一年还是木年。难道另有所指？难道是王延轶吗？她是1981年出生的。这一年属于金年。她曾名叫王延铁。铁当然是金属了，她又为人母。因此，“金母”或许和她对上了。（她老公是1967年出生、这一年属于火年。）如果“金母”、“木公”是指王延轶和郭德银？诚如是，还真和石正丽没啥关系……但是五行中“石者土也”，而“土生金”这是规律，故此土又被称为“金母”。显然，石正丽女士还是没有躲过命运的追责，这里的“金母”显然暗示的就是她，而并非只是指1981年出生的王延轶（铁）。

“干戈未接祸连天”，暗示着在中华大地上还没有出现真刀真枪的战争或内乱，却已经接连出现了大量的病患和灾祸。

回过头来，再看看《推背书》第56图的内容，我立刻贡献自己的膝盖，只想说一句话：太TMD的精准了！

由此而来，我们就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推背图》。

一、《推背图》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
相传《推背图》一书诞生在唐代初期，它是一部中国历史发展预言书。它的作者是唐代初期著名预言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其中，由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岳珂所作的《桯史》中主张此书的作者只是李淳风一人。
此书的由来是唐太宗李世民问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大唐的江山能够维持多久?继承大唐江山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个问题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帝王们所患的一种“江山病”而已。但是，精通天文、历法的著名预言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为了回答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一疑问，立刻一人在前面走、一人在后面推前面人的后背，二人走一步就说出一句识语和颂语 (即预言诗)，御用画家马上就把他们二人所说所看的情景画下来。故名之为《推背图》。
传说，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共走了一千六百步，象征着自大唐开国626年开始，往下预言了一千六百年的中国历史更替。即此书预言的范围始自626年、终于2226年。实际上此识语和颂语(即预言诗)的内容是开始自盘古开天地的，即此二人首先把唐代以前的历史更替进行了说明。但《推背图》只有六十幅图，它利用了中国古代易学理论中的六十四卦循环理论进行说明，以六十甲子的时间发展顺序，作为历史循环发展的基础。
为何只预言了一千六百年的历史更替，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有意思的是如果考虑到法国著名的预言家米切尔·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预言1999年7月人类大劫难即将到来之事的话，那么中、法两大预言家对人类历史发展中止符的界定只相差短短的二十七年!在六十甲子制度的历史纪年中，误差还不到半个甲子!更何况二人生存年代又相差近一千年!神了!绝了!奇了!可以说：中国七世纪时代著名的预言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对人类历史发展中止符的界定，几乎和法国十六世纪时代著名的预言家米切尔·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完全一致。
后来，袁天罡和李淳风二人又应唐太宗李世民之请求，把上述识语(即预言诗)中预言的唐代以后一千六百年中的统治者的姓名，以谜语诗的形式进行注解说明出来。这就是著名的《藏头诗》。所谓“头”只是唐代以后一千六百年中的统治者的姓氏。因此，《推背图》和《藏头诗》是一体的、但又是各自独立的两部预言书。

二、《推背图》和《藏头诗》的版本

《推背图》和《藏头诗》预言的准确性，历代深信不疑！为此，天下造反者都利用此二书作为替天行道的理论武器。于是，自《推背图》和《藏头诗》诞生之始就被列为宫中一等机密。但是暗中手抄本早已流传天下，引起了历代皇帝的恐惧。根据《桯史》卷一“艺祖禁谶书”一条记载：“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偏以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着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是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伪，间有存者复验，亦弃弗藏矣。”大意是说：到了宋代，宰相赵普和大宋天子共同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推背图》和《藏头诗》按内容分割成一百份，找一百名文人仿照《推背图》和《藏头诗》的体例，同时补全作出一百套内容各异的《推背图》和《藏头诗》。每一种《推背图》和《藏头诗》中都有几句诗是真的。余外皆是假的。从此，天下流传的《推背图》和《藏头诗》就有百种之多。谁也不明白原始版本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只有一部真本，和当朝的玉玺一起保管在宫中。此书在宋代有特殊含义。王安石就曾状告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家中藏有《推背图》，主张他犯了谋犯之心。到是宋神宗比较开明，他说：“此书人皆有之，不足坐也”。
真本《推背图》和《藏头诗》能流传到世上，得感谢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圆的侵华暴行。当时的来华西方传教士在略通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后，也对《推背图》和《藏头诗》产生兴趣。1859年，乘着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机，英国侵华军人在圆明园盗走此书，后来在英国被一个叫Macon的人私人保存。1867年，Macon在英国出版此书的英文翻译本。清末民初，一名叫李信卿的中国商人在英国经商时发现此书真本后，立即用大量珠宝换回了此书。1915年，李信卿的孙子将此书公开出版。于是，真本《推背图》和《藏头诗》又回到中国。

1993年12月，在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的“人·神之间：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专号”上，笔者受邀请撰写了《从〈周易〉看毛泽东》一文，第一次从《推背图》及其诗谶和诗颂、还有《藏头诗》中解读了唐代预言著作中记载的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名字。


照片。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周易学界、毛学界和《推背图》学界的极大震惊和特别关注。见《推背图》及其诗谶和诗颂截图。

《藏头诗》对本纪初期、中期掌权者之姓名的谜语诗说明如下：“有混世魔王生焉，其为人也，头上生黄毛，目中长流水，口中衔人肉。”我们解读如下：“头上生黄毛”，暗示此人姓黄、毛。或者头上长有黄发。“目中长流水”是一个由“目”、“水”组成的字，而这个“目”字需要“长流”，也就是横着放置。“长”在俗话中是“横”的同义语。那么这个横着放置的“目”字加上“水”字就是如下这个的字。这个字已经十分明显可以看出是“澤”字的省笔了。再看“口内食人肉”，即由“口”、“人”、“━”（一束肉的象形字）组成的一个字，见下图中。如果我们考虑到“食”字可以互换成同音字“十”的话，那么，这个字就变成了下图中的字。我们完整地对比如下：

照片。

笔者注意《推背图》和《藏头诗》的版本问题已有多年，居然看到了十一种内容各异的《推背图》和《藏头诗》版本。劳思光博士称他已看到四十多种版本。现在的问题是：李信卿买回的真本《推背图》和《藏头诗》并不一定就是历代皇帝宫中秘藏之物!因为历史文献记录此真本《推背图》和《藏头诗》曾经到了清代著名文学家金圣叹的手中。金圣叹死后又流传到民间。乾隆时代才又回到宫中秘藏。那么，历代宫中秘本、金圣叹传本的乾隆秘本二者是一还是二呢？最近十几年来，国内外研究《推背图》和《藏头诗》的人多了起来。不少人写了几十万字的著作。可是，这些著作作者居然完全不知道《推背图》和《藏头诗》不仅仅是排序被打乱了，还存在着制造伪本的过程！请问：如果古代各个版本的《推背图》和《藏头诗》中只有一句或几句是原始的、真实的内容，而其他全部是特意伪造的版本并流传至今，你怎么可以使用这些假货来研究和排序原始《推背图》和《藏头诗》？！而其实正是由于他们使用的是伪本、甚至是晚清时代的伪造本才会出现《推背图》和《藏头诗》中涉及“红朝及未来”的内容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现象！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并不是原始和真实的《推背图》和《藏头诗》。

如果任何指教，请来信kyotosizumoto@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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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受邀哈佛大學學術演講有感并序》
作於二零一九年

2019年10月18日，余受邀至哈佛大學舉行學術演講，題目乃定為“京都學派內藤湖南史學及其對中國歷史學界之影響”。來美四年，余乃首次出訪哈佛，居然竟受邀登壇開講。一時間無限感慨，成詩如下：


哈佛從來聲譽赫，幾人不想睹芳容？
學宗祭酒詩宗聖，山仿昆侖我仿龍。
皓首窮經書卷路，青燈劬典劍橋鐘。
感恩祖上齊開眼，受請登壇雅氣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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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0 刘正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会长刘正教授



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唐际根教授的大作《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一书，我虽治商周彝铭研究有年，然才疏学浅加之缺乏田野考古实践，所以至今也不敢归队到专业考古学科研人员行列之中。蒙唐兄不弃，使我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内就得到了他的赠书。通读之下，多有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感，骨鲠在喉，欲吐之而快，因成是文！



该书收录了唐际根教授从事商代考古学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共33篇，从内容上看，作者先后分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商研究、铁器与冶金术、文化遗产四个部分。其中，“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收论文9篇，“商研究”收论文18篇，“铁器与冶金术”收论文3篇，“文化遗产”收论文3篇。内容上虽然分为四个部分，但是全部论文皆为围绕殷墟考古和商代编年的考古学实证这一核心而来，可说主题集中。从时间上看，本论文集所收最早的一篇论文是1993年6月发表在《考古》上的《中国冶金术的起源问题》一文，到此论文集出版时最新发表的《殷墟早期田野工作的得失》等6篇论文，时间跨度虽然长达16年，但却是作者从1982年开始走进考古学研究领域至今27年学习和研究的结晶。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会长唐际根教授



近现代西方学术界对商代史进行专业化的研究和著述，始自1885年比利时汉学家M.de Harlea博士出版的《商帝国史》（Shang Thsing tsingking）一书，并以1908年出版的德裔美籍汉学家Friedrich Hirth博士的《中国上古史》（The Ancient History :to the End of Chou Dynasty）一书为其早期大成。当然，他们只是利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汉学成果，对《史记·殷本纪》、《尚书》、《竹书纪年》等传世经典进行重新分析和整理----虽然近代考古学诞生在西方，但是在甲骨文字发现前后的整个西方学术界，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了。Friedrich Hirth博士在大作中已经注意到了当时西方学术界有关日食、月食等问题所做的天文考古学研究成果对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中所记载的夏、商历史年代的验证具有重大的学术参考价值。也许，这是西方学术界把考古学引入商史编年研究的起点吧。但是真正实现了这一研究模式并取得重大突破的却是始自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今天，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学术史常识了。



因为在东西双方的中国史研究学界一直具有着对商史进行准确编年这样一种学术共识和研究传统，所以，借鉴西方现、当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夏、商、周的历史进行科学和准确的考证学研究与历史编年成了从李济、夏鼐等先生一直到今天的考古研究所各位职业考古学家们几代人的梦想和工作的核心所在。畏友唐际根教授，以及该所的著名学者杜金鹏、许宏、徐良高、何弩、印群等诸学兄就是工作在第一线并取得让中外学术界有目共睹的丰硕科研成果的商周考古学家。

我之所以特别道明这一点，正是因为看到了唐际根教授在此书编排顺序上特地把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所收9篇相关论文作为第一部分这一特点。熟悉唐际根教授的论文写作方法的人一定和我有这样一个同感，那就是：他的每一篇考古论文都蕴涵着比较厚重的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有时是表现在引文中，有时则是隐藏于字里行间。该部分中不论是在《欧美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与所谓“理论流派”》和《考古学、民族主义、证史倾向》二文中，还是在《傅斯年与中国早期考古学》、《殷墟早期田野工作的得失》、《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文明进展的基本估计》三文中，为了从考古学角度重新建构商代历史编年，作为一名经受现代西方考古学理论熏陶下的田野考古学家，他首先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和以往中国殷墟考古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总结和回顾，而这一铺垫工作更多的是已经暗含着对新史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以考古学服务于古史研究这一主观倾向证史传统的不满。虽然，我还没有明显地看出他对新史学方法论中视为经典的“二重证据法”的直接批评，但是，他在文中很明确地主张在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并存的情况下，一名现代考古学家应该采取的理性态度是：“两种知识，各自表述，相机整合”。在这里，他并没有完全赞同贝格雷（Robert W.Bagley）教授在《剑桥中国史·商代考古》一书中对新史学证史传统的猛烈抨击，不过，却也旗帜鲜明地表明：“如果冷静地看待70余年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贝格雷教授等西方学者说中国考古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确没有冤枉中国学者”。

在指出了中国新史学的证史传统和西方考古学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之后，唐际根教授很巧妙地提出了史学取向（historical orientation）和证史偏向（the trend ofvindicating textualrecords）这两个为西方历史学、考古学界所认可的概念,将新史学证史传统的部分合理的观点归结为只是一种表现在方法论上的史学取向（historical orientation）而已。而这样的史学取向（historical orientation）却是建构科学的商史编年的一个必然出现的过程。当然，他也坦诚地看到：“真正应该担忧的倒是中国考古学中存在的‘证史偏向’问题，即简单地‘以考古资料证明某些文献记录’。在这一点上，贝格雷教授是正确的。中国学者中确实存在一批‘证史学家’”。在此基础上，他大胆地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样一个结论，同时也对贝格雷（Robert W. Bagley）教授在《剑桥中国史·商代考古》一书中表现出的武断地割断了商周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资料之间的所有联系的作法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会长刘正教授



上述论述和总结对于在“商研究”部分中“中商”概念的提出和考古学商史编年的重构，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部分的论文是该书的核心，也是唐际根教授最近二十几年田野考古和科研的精华所在。

在唐际根教授对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工作进行审查时，他经常敏锐地发现当时工作的失误和疏漏之处。比如在《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当时的考古学者们主张：灰坑YH158打破了乙十一基址前期，而乙十一基址前期又分别叠压水沟和墓葬YM222。唐际根教授经过实地考察后，首先认为：“发掘者说YH158打破了乙十一基址。我们认为应是地层搞错了”。他给出的理由是：“查YH158所出器物，一为直口折肩尊，一为浅口圜地盆。两类器物均不见于殷墟一期晚段及以后殷墟文化各期，相反却与殷墟一期早段的同类器形制相同。如直口折肩尊见于YH331，浅腹圜底盆见于87AXTH1。这样的灰坑在地层上明显不可能晚于YM222和水沟”。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正是当年发掘者之一、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他自己已经发现了“础石与层位弄不出一个清楚的关系”这样一个遗留课题。直到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杜金鹏教授《殷墟乙十一组基址研究》一文的出现，才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地层关系。

而唐际根教授对殷墟一期文化的考古研究，目的是想证明殷墟成为王都，应该是开始于殷墟一期。以历史文献来解释的话，那就是传统的盘庚迁殷说可能不妥，真正迁殷的人可能是武丁。这一结论的提出，很显然是他一贯主张的“两种知识，各自表述，相机整合”的表现。发表《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这篇论文是1993年，可见那时他已经开始考虑考古建立真实可信的考古学商史编年这一大问题了。而真正开始他的这一科研工作见诸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中商遗存与盘庚以先的商都迁移》、《中商文化研究》、《洹北商城的发现与初步勘察》、《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等篇论文和与此相应的三篇考古发掘报告：《1977年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掘简报》、《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他的“中商”概念说的核心观点在《中商文化研究》和《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两篇论文中已经得到了集中表述。



在上述论文中，唐际根教授发现：传统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与殷墟时期商文化并不构成商文化的完整序例，二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时间缺环”。这一时间缺环，他在重新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取‘中商’一词指代上述‘缺环’阶段”的观点。其实，发现早商到晚商之间的缺环，中外学者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从贝格雷（Robert W.Bagley）教授、邹衡教授到罗伯特教授（Robert Thorp）、孙华教授、孙庆伟教授等先生已经先后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却苦无证据，直到唐际根教授的中商文化说的提出和洹北商城的发现，才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在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划分上，提出新的划分观点是很容易的。但是，要给出丰厚的考古学实物证据和不同地区的体现出相同文化类型的遗址则就不是如提出观点那么简单了。而有着多年田野考古实践的唐际根教授，在《豫北冀南地区的中商遗存与盘庚以先的商都迁移》一文中一下子就推出了遍布河北、河南两省的可以明确判定的中商文化遗址三十二处，另外还有可例入中商文化遗址范围的四处、尚待判定的约二十二处。有了如此丰富的考古学证据和材料，他先对上述中商文化遗址的四处进行了分期研究，即安阳洹北花园遗址、小屯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藁城台西遗址。之所以选取此四处是因为上述四遗址可以明显地分为早晚两期，而且文化特征表现突出。

对考古遗址进行分期研究后，唐际根教授就开始了考古和文献的“相机结合”的研究；寻找商代在盘庚之前的历次迁移都城的所在地，即对古籍中所谓的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等说的考古学实证研究。其意义将把实证的商代史从晚商的殷墟，上推到了中商的相、邢等地。力图从考古学还原“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的真实历史。一旦这一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对夏、商交界和夏代的考古研究、乃至于确定夏王朝都城的活动范围也就指日可待了！特别是在东西方考古学界素有的那种只肯定晚商文明而至今怀疑夏王朝存在的真实性某些学者们来说，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商文化遗存的解决将是打响夏王朝考古学实证研究的前期战役这一战略意义。因此，一旦唐际根教授的中商文化说得以确立和验证，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将大步进军到夏、商交界处！唐际根教授在文中也很清楚这一点：“‘早商文化’之前应该还存在一支具有国家形态的文化，这一文化与‘早商文化’关系密切，地望正好与文献中的‘夏’的地望相合，而且其衰落与‘商文化’的兴起相关联”。如此说来，中商文化说及其考古活动还真有几分华山论剑谁与争锋的感觉呢！尽管唐际根教授的中商文化说遭到了另一位著名商周考古学家、畏友张国硕教授的反对，但是张国硕教授并不否认随着权威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的出版，中商文化说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唐际根教授的“中商”概念和固有的诸多有关早商文化、殷墟文化概念之间的划分和整合等问题，还有待于“中商”概念说的创建者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解决。为此，我们期待着双方就这一问题今后展开真正意义上深入的交锋和探讨。

考古学的研究，无论成果和结论如何，肯定要面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真实的历史。这是中外考古学家谁也避免不了的工作。在提出并证明中商文化遗存之后，最为核心的就是从考古学角度对商代历史进行重新编年。毫无疑问，《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一文应该说是唐际根教授中商考古研究的标地所在了！



目前，在考古学界已经具有了欧美学者沃特森教授（1961年）、张光直教授（1963年）、张光直教授（1968年）、中国学者邹衡教授（1980年）几种商代编年模式。唐际根教授在二十几年考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商文化说，相应的在商代编年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体系：早商：二里冈/偃师（又可细分早商1、2、3期）、中商：小双桥/洹北商城（又可细分中商1、2、3期）、晚商：殷墟（又可细分晚商1、2、3、4期）在提出了上述编年之后，唐际根教授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真正重要的还是反映商王朝历史的考古遗存的序列的建立。没有这一序列，绝对年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建立这一考古遗存的序列并不是想独立于文献记载之外，而是希望它能够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作者为了避免出现西方学界所指责的中国历史学界中的那种证史主义倾向和传统，他特地在这里进一步说明如下：“特别是有关都邑迁徙的年代、地望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大遗址之间的意想不到的契合关系”，并且，他再次重伸这是“用考古资料证明了（至少是提高了）文献的可信度”。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会长唐际根教授



这么说也许是有点隐晦。那么，文献记载给考古学提出的重大任务究竟是什么呢？用唐际根教授文中的话来说，即：



按文献记载，商王朝最初由奠基者“汤”设都邑于“亳”，延续5世纪后开始频繁迁都。经历了“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南庚迁奄”，最后才由商王盘庚将都邑定于“殷”。假定这些记载能够成立，那么商文化自早而晚应该包括5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其中最早的遗址必须是都邑，而其后诸都邑的遗址之间的年代间隔应符合文献记载的迁都商王朝之间的时间或世次。不仅如此，每一个大遗址的地望也应与文献的有关记载相一致。



看起来，考古学所承受的任务颇大，难点太多！或许是无法完成的大任了。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商文化说及其相关考古遗址的发掘，已经是打响上述上述重大攻尖战所必须的前期排雷性工作了。

在对晚商文化的研究上，长期在安阳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唐际根教授也时有新见解出现。比如关于殷墟IV5段普遍出现的仿铜陶器、明器铜礼器的现象。他就敏锐地提出：“殷墟四期IV5段大量出现仿铜陶器或明器铜礼器现象，当与‘殷纣亡国’有关。武王克商以后，殷墟铸铜作坊中的铜料发生危机，特别是随后发生的迁殷移民，很可能将诸如苗圃北地铸铜作坊一类的工业迁至了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殷人上层贵族死后也只能以仿铜陶器随葬”。

本书的《殷墟家族墓地初探》、《殷墟商代墓葬出土海贝的统计学分析》、《殷商时期的‘落葬礼’》三篇文章，是很典型的运用现代西方考古学中的墓葬理论来研究晚商社会组织结构的论文。唐际根教授通过对墓葬的考古学分类和排列研究，透视商代的婚姻制度和家族结构，开启了商代社会史和礼制史研究的新模式。只是可惜举例分析稍嫌少了一些。这应该是值得专门写一本专著来加以深入研究的模式和课题，诚恳希望唐际根教授能利用现代西方考古学中的墓葬理论，对此晚商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精细的专业化研究。

通读了这部有着浓厚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基础的殷墟考古学研究论文集之后，有三点拙见想提出来和唐际根教授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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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唐际根教授在《中商文化研究》一文“中商文化遗存的分布与类型”一章中提出了如下十种地方文化类型：白家庄类型、曹演庄类型、台西类型、大辛庄类型、潘庙类型、高皇庙类型、大城墩类型、盘龙城类型、北村类型、小神类型。这一划分的基础正如作者文中所说是按照地域表现“暂可归纳”的。作者给出了除高皇庙类型之外的其他九种共117件陶器文化遗存的陶器类型图。这一划分的地域性色彩很大，似乎还有进一步加以整合的必要。张国硕教授在《商文化阶段划分探索》一文中也特别注意到了中商文化说在“早商文化与中商文化、中商文化与晚商文化无法截然区分开”这一问题。



第二 唐际根教授在《殷墟玉器的发现与整理》一文中注意到了“殷墟玉器许多出自墓葬主人的口中。这类玉被称为‘琀’。……如何理解商人用‘琀’的宗教意义？……所有这些都是新课题”。有关商人用“琀”的宗教意义，日本中国考古学界探讨颇多，考古学京都学派创始人滨田耕作博士的《支那古玉概说》一书对这一问题有专门研究，其科研成果几乎接近定论。或许，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精通是唐际根教授的强项，而对日本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成就（其中又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不同）的陌生就成了他的短项？我注意到了他在《二十世纪英文刊著中的“商研究”》一文中对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林已奈夫先生（京都学派滨田耕作博士再传弟子）和松丸道雄先生（东京学派）家中藏书的描述：“当我看到如此丰富的有关中国考古学的日文出版物时，仍愕然不已”。看起来，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短项。我希望一个精通东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科研成果的商代考古学大师级学者唐际根教授的出现！他目前有这个能力和机遇，更有这个年龄资源！









第三 唐际根教授在《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文明进展的基本估计》一文主张：“尽管文明起源的常见‘物化表现’形式包括了城市、文字、冶金术、礼仪性建筑等，但我们决不能将这几种常见的‘物化形式’视为文明的‘要素’。”然后，作者以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克里特岛文明等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文明程度为例，加以说明并重伸自己的上述观点。而在我看来，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宫殿四者是判断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至少在商周考古、甚至在夏代考古上也是适用的。唐际根教授对上述“物化形式”的否定，一时间颇使我迷茫。但是，他在该文中对西方考古学中墓葬和社会组织之关系理论的介绍，还是让我倍感欣喜。至少，我可以在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宫殿四者之外，再加上一个墓葬制度作为衡量商周文明异同及其先进程度的五项标准，这或许是可行的。



科学出版社在出版考古著作上一向是精益求精的，尤其在校对工作上。但是，我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以下四处明显的校对失误：第10页第19行出现的第一个句号，按照文意，显然应该是逗号。第219页第6行“其相邻遗址几乎都的西周时期的”，正确的文本显然应该是：“其相邻遗址几乎都是西周时期的”。第297页倒数第4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学者”，正确的文本显然应该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者”。第360页文章最后遗漏“本文系首次发表”说明。以上四处，是我粗读之下发现的。在一部长达60万字的考古学论文集中出现上述四处校对失误，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考古学界对出版专著的失误许可标准却是必须在三个字之内！

当然，对于一个为了研究商周金文而特地在留学期间仅仅选修了一学年的埃及考古学专业课程的我来说，完全理解和客观评价唐际根教授这部凝结了现代西方考古学理论和基础的殷墟考古学专业论文集的成就和不足，还真是倍感吃力、处处捉襟见肘。因此，对我而言，写评论的过程实际上是我认真学习和补课的过程。非常感谢唐际根教授赠送的大作使我对商代考古和编年的诸多问题有了一次很好的学习和补课的机会！匆匆草成此文如上，如有误解。责任在我。最后，作七律一首赠唐际根教授：



江西才俊显聪光，为学曾惊两大洋。

洹水一城全盛业，安阳十载铸辉煌。

中商文化桌前论，殷人传说铲下藏。

祖甲盘庚人已渺，寻书不若问君详。





【特别介绍】：刘正，汉族。籍贯北京市。清代学术世家传人。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曾任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员等。是中外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是国际易经学会、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东方学会、欧美同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学会、京都大学洛友会、日本同学会、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等。是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中国国际易学研究中心理事、美国汉纳国际作家协会理事、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等。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另有学术专著：《周易通说》、《中国易学》、《周易通说讲义》（台）、《周易发生学》、《西藏密教：对仪轨和法理的研究》（台）、《海外汉学研究：20世纪卷》（入选武汉大学学术丛书）、《金文氏族研究》、《金文庙制研究》、《图说汉学史：19世纪以前卷》、《京都学派》、《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京都学派汉学史稿》、《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周易考古研究》、《赤壁古战场的历史地理》、《商周图像文字研究》、《青铜兵器文字》、《金文学术史》（入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特别资助学术著作丛书）、两卷本《汉学通史》、《民国名人张璧评传》、《陈寅恪史事索隐》、《闲话陈寅恪》、《陈寅恪书信集422封编年考释》、《陈寅恪别传》、两卷本《中国彝铭学》等三十几部专著总篇幅达到1000余万字在海峡两岸出版。论文《从观象系辞说到乾卦之取象》获中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奖，《筮短龟长说的成立史研究》获马来西亚主办第12届国际易学大会优秀论文奖，博士学位论文《東西方漢学発展史の研究（日文）》获得日本国大阪市立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总代”称号（等同于中国的优秀博士毕业生）等。多篇学术论文被译为英、日等文字在海外发表。2015年夏移民美国，当选为中华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6年夏当选为美国汉纳国际作家协会副会长。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会长。



（本文刊载于《殷都学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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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AnthroLing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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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在美成立，刘正教授出任常务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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