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心中，中共十九大一定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执政党的“新教义”，树立个人迷信的官方宣传达到了毛泽东去世以后的顶点，无论是政治局成员、还是其他关键部门和关键地区的主要官员都带有清晰的习氏班底印记，各地官员也争相以十分低级和无耻的语调和身段表达对习近平个人的忠诚。看来中国的一切正在按照习近平和他的近臣谋士们的计划演进，习近平也似乎正在信心满满地沿著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无路障地一路前行。

但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看似顺利的政治开局似乎在一个月之后嘎然而止。北京市大兴的一个外来打工人口聚集的住宅区燃起大火，随后由北京市委书记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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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造反、被造反坐在一起

1967年1月3日，毛曾令张、姚返沪，就地观察。此时经济风潮已从邻近上海的江苏等地蔓延至市区，因授权有限，张、姚二人抵沪后只是在第二线调研、听取汇报，并未有多大动作。

于此同时，从工交会议开始的“张屠夫”那条线为“维稳”所迫，提前运作。安亭事件后，上海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也北上请愿，酿成“昆山事件”，京沪线再次受阻。1月1日，周恩来半夜打电话转告陈丕显，令其速去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在那里等他电话。凌晨2点，陈丕显穿军装披军大衣，威风凛凛赶至现场。周以中央名义令其停止病休，出面主持工作，并在电话中下达指令，就地逮捕赤卫队负责人、铁路调度王玉玺。这是文革期间全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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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奉旨”、“请旨”、“探旨”与“假旨”

作者: 朱学勤

50年后检讨文革，不难发现一“异象”——群众性“造反”一开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认其正当，遭拒绝，方有游行、绝食、乃至卧轨，最后列队进京，请求“圣旨恩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去甚远，确实“史无前例”。或如毛泽东所问：“造反派，真的反了吗？”[1]

李逊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即从此处说起。[2]

奉旨造反的开始

曾获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上海工总司”，是从“奉旨造反”开始。

王洪文现已去世，人们只记得他是“上海工总司”发起人，文革后下狱，罪名为“造反起家”。查1966年6月12日王洪文第一份大字报，即文革“起家”第一步，是批判厂党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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